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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立:流動性悖論與資本雇傭勞動】 流動性 摘要：中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過剩，與農村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危機、農村部門的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構成了流動性悖論。表面看，流動性悖論來源于結構失衡。但究其本質，是資本雇傭勞動，帶來了資本留利的不斷堆積以及勞動消費不足的逐漸擴大，導致了利潤侵蝕工資，以及一系列結構矛盾，引發(fā)了流動性悖論。在資本雇傭勞動框架下，農業(yè)、農村和農民的發(fā)展環(huán)境，都處在被剝奪的位置上，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農村經濟體系，自然，也無法支撐一個健康的農村金融體系。只有認清資本雇傭勞動，才有可能將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村金融改革引向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內生于農村社區(qū)的金融安排，可以有效緩解農村融資饑渴癥

2、，但改變資本雇傭勞動帶來的分配格局，才有可能根治農村經濟金融的一系列難題。 關鍵詞：流動性過剩；流動性悖論；資本雇傭勞動；農村金融改革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x年曾提出，要“認識到三農發(fā)展和農村金融發(fā)展是共生、共存關系，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如果將三農比喻為人的機體，農村金融則是機體中的重要器官，取之于機體又服務于機體，而不是一個體外的支持器械，可以只管用，不管養(yǎng)。”[①]周小川著重強調了農村金融支持的難點，本文則將由流動性悖論的探討入手，將農村金融討論深入到其植根的土壤——農村經濟，再進一步延伸到農村經濟生存的外部環(huán)境——資本雇傭勞動的勞資關系，去尋求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陷入難題多年，種種

3、措施都難以奏效的癥結。 讓我們先從流動性過剩談起。自1996年出現存差以來，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不斷堆積。進入2000年后，流動性過剩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資金空轉，引發(fā)了許多爭議。雖然中國還沒像日本那樣，步入了凱恩斯所言的流動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監(jiān)管部門多次調控的乏力，凸現了中國正罹患著流動性綜合癥。就資金供求結構失衡的狀況而言，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流動性悖論：在國民經濟體系內，金融部門流動性過剩與企業(yè)部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企業(yè)部門內部，大企業(yè)流動資金供給充裕與中小企業(yè)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金融部門內部，大銀行流動性過剩與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甚至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就農村和城市部門

4、而言，城市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嚴重不足同時并存；就區(qū)域而言，東部發(fā)達地區(qū)流動性過剩與中西部地區(qū)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 本文關心的是，流動性悖論在農村金融體系的表現，及其背后的一些基礎性原因。本文認為，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危機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長期以來城鄉(xiāng)不等價交換帶來城鄉(xiāng)經濟失衡的結果，是片面扶持正規(guī)金融體系壓抑民間金融的結果。更深層的原因，則與資本雇傭勞動的產業(yè)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以及在中國更加走向極端化有關。 一、流動性過剩與流動性危機并存 中國出現流動性過剩，是一個基本的事實。雖然有貨幣化比率、資金拆借利率、資產價格上漲率等多個指標可以表述，但存貸差和貸存比，是一個最為簡便直觀的指

5、標。由圖1可見，在1996年之前，中國金融體系一直處于貸差狀態(tài)，具有錢納里世界發(fā)展模型所言的典型特征——發(fā)展中國家的資金“雙缺口”（當時中國外匯資金與國內資金同樣短缺）。但是，自1996年以來，存差出現并連年大幅度攀升，而貸存比則不斷下降，到x年第三季度，金融機構的貸存比達到了 69.5%，存貸差已達120519.7億元。即使考慮存款準備金、備付金、銀行投資結構轉變等因素，吸納存款的30％，即12萬億元人民幣滯留在金融體系內部，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數據來源：1998年及以前為國有銀行數據，來自《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資料匯編》；1999-2003為全部金融機構數據，來自《中國金融年鑒》（x），x-

6、x來自《中國金融年鑒》（x），x年和x年9月份的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統(tǒng)計數據”欄。 注：左縱軸衡量存貸差，單位為億元；右縱軸衡量貸存比，單位為百分比。 若再考慮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境外資金流入，為沖銷巨額外匯儲備而投放的本幣等諸多因素，國內的流動性過剩，更是顯見的事實了。 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實物，自然而然會推高房地產、股票以及各類物品的價格。CPI 的上漲，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是，與整體流動性過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及農村金融部門流動性不足仍然十分嚴重，被定位為“支農主力軍”的農村信用社，一直面臨著流動性危機。更有甚之，伴隨著x年以來為治理流動性過剩而13次上提存款準備金

7、，農信社的流動性危機進一步加劇。 實際上，自1996年“行社分家”以來，農信社作為一個自有資本不足，歷史包袱沉重的金融機構，就一直處于流動性不足的境地。1990年代中后期，多個地方爆發(fā)擠兌風潮，引發(fā)了區(qū)域性的金融動蕩與部分農信社的生存危機，使得各地的央行機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隊”角色，以化解流動性危機。 x年以來，農信社的地方化、商業(yè)化改革，得到了央行類似“買斷工齡”似的票據貼現以及再貸款支持，資本充足率要求因此暫得滿足。但改革效應未延續(xù)兩年，資本充足率又大大不足，農信社又進一步陷入流動性危機之中。而且，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農信社陷入流動性危機，與央行治理流動性過剩直接相關。13次

8、的存款準備金上調，使得許多基層社備付金更為不足，不得不依靠縣市聯社甚至更高層次的資金協調，才能對付。 以《銀行家》x年開展的農村金融調查數據為例，我們可以看一下吉林兩個信用聯社的貸存比統(tǒng)計，可以看到農信社貸存比與全國貸存比的巨大反差。 由表1可見，兩家聯社中，都超過70％的農信社出現貸差（存貸比在100％以上），超過20％的農信社，貸存比在200％以上。一旦出現金融動蕩，擠提風險將瞬間釋放，央行幾年來的支農再貸款、票據置換努力，完全打了水漂兒，農信社仍然不能成為自求生存，自我平衡、自擔風險的金融企業(yè)。實際上，兩個聯社依靠營業(yè)部分別聚集聯社34％和14％的資金，以應對流動性不足的難題，流動性

9、危機，只是通過聯社的資金協調，才勉力應付。但是，兩家聯社的貸存比都超過80％，高于商業(yè)銀行法要求的75％。新一輪改革中盲目的增資擴股，又帶來了分紅壓力。保支付，保開門，保分紅，仍是農信社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 二、農村資金短缺依舊 金融系統(tǒng)內部的存差十年來不斷累積，以致于如何處理流動性過剩，成為一個世紀難題的時候，農村融資難題，卻似乎愈趨嚴重。由“三農問題”成為共識，再到將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終推出“新農村建設”的這十年間，政府、央行及金融監(jiān)管部門，已經針對農村融資難題，出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以“支農”名義成立的金融組織，也給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項優(yōu)惠政策，但農村資金短缺卻

10、依然照舊。普通農戶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匯”金融服務，也近乎無路。 1.農戶貸款覆蓋面小 依據多個調查報告，農戶貸款占農戶有效需求的覆蓋面，基本上不超過一半。若計入全部農戶，得到貸款的比率，可能僅僅三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的《農村金融服務報告》對我國農戶貸款的覆蓋面所作的調查，全國2.2億農戶在x年3季度末全國在農村信用社有小額信用貸款或聯保貸款余額的農戶數為 7134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2.31%）。還有大量的農戶，連存款和匯兌等對金融部門而言毫無風險的金融服務，都不能得到。 2.短缺總量巨大 農村金融缺口龐大，也是一個基本事實。據估計，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

11、-20萬億元，以x年用于新農村建設的3397億元衡量，資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車薪形容。必須要金融部門彌補這一巨大缺口?？墒?，x年10月，短期貸款中的農業(yè)貸款余額不足1.6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僅6.1％，如何才能填補這一巨大缺口？ 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金融和經濟，本來是“毛”與“皮”的關系，正像央行行長周小川所言的，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是共生共存關系。既然是共生、共存關系，而三農又是需要服務和支持的機體，那么，在新農村建設中，強調金融支持，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機體本身并不能帶來足夠的產業(yè)利潤，以支持金融利潤。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湯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號。 實際上，金融機

12、構更愿意空喊口號，而不愿意赴湯蹈火。數據表明，1998年以來，所有的涉農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這和 11％-12％的農業(yè)產值占比，基本匹配，卻和60％以上的農村人口和50％的農業(yè)勞動力比重，極不匹配。這一配比顯示，貸款資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維度配置的。從金融角度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金融業(yè)就是配置資源的，如果農村經濟不景氣，農業(yè)產業(yè)沒有利潤，那么，就沒有足夠的產業(yè)利潤去支撐金融投資，只有農村經濟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納更多的金融資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個個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在多元化競爭性市場的旗號下成立的情況下，對農村的貸款規(guī)模卻相對穩(wěn)定（如表2所示，

13、1999年以來，短期貸款中的農業(yè)貸款占比，一直在5％－6％之間徘徊），而非增加。這也表明，現行制度安排下，市場金融在農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盡了。指望一個多元化競爭性金融體系在農村的建立，去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實在是開錯了藥方。這不僅對農村融資的解決有害，也帶來了對農村金融機構有害的水平競爭格局，是一個“雙輸”機制。 十多年來，全國流動性過剩和農村流動性不足，以及農信社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的現實，已經清楚表明了，市場金融不能單獨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一個龐大的、內生于農村社區(qū)的合作性金融體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體系，必須建立起來，并與市場金融體系相伴隨，去適應農村資金的多樣化需要。在沒有弄清楚

14、農村經濟基本性質的情況下，一廂情愿地將其定位為市場經濟，并推出市場金融與其相適應，是政策誤判的關鍵因素。 從歷史原因看，農村經濟的薄弱，與國家工業(yè)化過程中推行“不同經濟部門不等價交換”的原始積累政策，直接相關。農村的積累，在“有余糧賣給國家、多儲蓄支援建設”的口號下，形成了一種行政抽取機制。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逐漸發(fā)展過程中，農村又漸漸地被錯誤定位為市場經濟。最終，出現了資本、勞動力逃離農村，這些長了腳的生產要素，可以“用腳投票”。在巨大的城鄉(xiāng)經濟發(fā)展差異下，作為不動產的農村土地，也像長了腳似的，一步步的“農轉非”，變成了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用地。市場經濟在農村的擴張，只是將過去的行政抽取機制

15、，轉換為市場抽取機制而已。如若不能由農村內生出合適的金融安排，那么，不僅是農村的儲蓄資金會被市場金融抽走，連稀薄的產業(yè)利潤也都會不斷地轉換為貸款利息，被市場金融抽走。使得孱弱的農村經濟，淪為金融資本的依附，延續(xù)多年的農村失血癥，會進一步演化為敗血癥。說得嚴重一些，農村經濟再也沒有復蘇的那一天。 四、資本雇傭勞動 當然，本文不是為了探討農村市場金融與農村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問題，而是談論農村何以成為一個被剝奪的對象和日趨衰敗的部門。 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不同經濟部門不等價交換，和市場經濟時代的生產要素逃離農村的背后，是一個強大的世界機制——資本雇傭勞動。 在全球性的資本雇傭勞動框架下，資本收益對

16、資本的分配，遠遠超過對勞動的分配，使得一方面資本留利大量積累，需要尋找投資機會，另一方面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卻因勞動工資收入的相對下降而內需不振。中國自1997年以來，就一直致力于擴大內需，但一直不能奏效，根本原因在于對于勞動者的初次分配不足，以致于國內消費不足。內需不振，轉而依賴外需，導致了外貿依存度不斷增加，以廉價商品補貼發(fā)達國家。但發(fā)達國家在享受中國廉價商品好處的同時，卻不領情，與中國產生一波又一波的國際經濟摩擦。而在國內，這種分配的不公，最突出地體現在農民這個整體的弱勢群體，從農業(yè)活動中所得的農產品價格支付極其微薄，以及農民工在二三產業(yè)被資本雇傭時，所得的極低的工資支付。兩相背離的長期結果

17、，使得農村資金短缺，和農信社陷入流動性危機，成為必然現象。 我們首先看一下勞動工資。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國對于勞動力支付的工資報酬，就可以看到，中國不僅和美國有35倍的工資差距，還和發(fā)展水平并不高的巴西、墨西哥存在4倍的差距（見圖2）。對勞動報酬的過低支付，使得中國出產的廉價商品，最需要這些商品的中國勞動階層，卻無力消費，只能廉價出口（近幾年達到過驚人的9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補貼給富國和富人。 注：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計算。數據載萬東華等《對當前流動性過剩問題的初步分析》，中國統(tǒng)計信息網x-05-22. 正是資本雇傭勞動，使我們這個本來應該如錢納里模型所言的資本“雙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變

18、成了“雙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常年雙順差，又加大了沖銷外匯的人民幣投放，進一步加大流動性過剩危機。 實際上，在1997年之前，中國對國家發(fā)展的基本矛盾，一直表述為“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適應”，可是，當 1997年中國出現全面性過剩經濟之后，我們發(fā)現，不僅生產力落后導致的供應不足，影響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勞動的分配不足，更加制約了人民群眾的購買力，使得人民群眾面對十分充裕的產品，卻無力購買?？梢姡缺硎龅幕久芩坪踅鉀Q了，但似乎又遠遠沒有解決?？赡?，“落后的生產力”這樣的表述，要變?yōu)椤奥浜蟮纳a關系”這樣的表述了。馬克思曾指出：“一切真正的危

19、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原先教科書中所言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同樣的出現在中國。勞動分配的不足，以及社會保障的缺乏，使得中國居民的最終消費，近些年不斷下降。并沒有多少財富的居民，卻不斷地提高預防性儲蓄，以實現自我保障。據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提供的數據，我國最終消費占GDP 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x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x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而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x年的47.9%.要知道，7個最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平均的人均儲蓄率只有6.4%.[②] 在這種情況下，看待x-

20、x年CPI 的不斷上漲、房地產、股市的瘋狂升值，會看到新一輪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的背后，有需求拉動型、成本推動型，另加結構性與流動性過剩型因素共同推動的因素，這種綜合性通脹的出現，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至于農民工在這樣極低的工資水平下所得的工資支付，本文將在第五部分論述。此處再論及農民從農業(yè)勞動中所獲得的價格支付。 由于中國欠缺基礎數據，還是以我們一直學習的市場經濟楷?！绹鵀槔f明對農民價格支付的結構。對于食物價值的分配結構，美國有食物美元（fooddollar）的計算。食物美元衡量消費者支出的每一個美元，最終流向了哪里，其含義是衡量食物價值的利益分配。圖3表明了消費者支付的食物美元的流

21、向結構。 資料來源：Rolf Laub 繪圖，數據來自Stewart Smith ，University of Maine.載國際觀察研究所的WORLD WATCH ，Septemberfiles4.據調查，沿海有的地區(qū)農民工工資過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錢，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負增長?！盵⑦]江西省城調隊x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農民工超時工作的人數超過2/3[⑧]. 若我們再考慮進農村人群間、地區(qū)間的巨大差異，上述僅限于城鄉(xiāng)之間比較的差異，又會放大幾倍。使我們能夠理解當前財富分配極不平等的現實：據對全國 31個?。▍^(qū)、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x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

22、751，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按照農村住戶人均收入水平的5等分分組，x年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收入差距比由x年的6.9：1，上升到x年的7.3：1.就地區(qū)差異而言，x年，東部地區(qū)與中部地區(qū)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由x年的1.46：1，提高到x年的1.47：1；東部地區(qū)與西部地區(qū)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x年的 1.91：1，提高到x年的1.92：1.而且，資料顯示，省內的不同地區(qū)的差距，已經超過區(qū)域差距了。 我們還可以再看看農民工內部的收入差距。表4進一步計算了各個月工資水平段的農民工占比，可以看出，2003-x年，農民工的工資雖然在持續(xù)增長，但是，工資在千元以下的農民工，一直在七成以上。這樣的工資水平

23、，充其量只能滿足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要求，無法支持農業(yè)技術改造和家庭生活的持續(xù)改善。與此同時，國務院研究室也在x年調研之后，發(fā)布了《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對正在城鎮(zhèn)務工和返鄉(xiāng)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在收入方面，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比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間，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500元至 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 由利潤侵蝕工資的具體事實，再來看資本雇傭勞動的結果，我們基本上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全球性的資本雇傭勞動，帶來了以資本剝奪勞動，勞動消費與資本產出配比的結構失衡為主要特征的流動資本

24、過剩。這種資本雇傭勞動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在中國表現尤甚，由此導致了中國在低收入水平條件下，廣大人民基本消費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的生產過剩危機。不著手解決尊重勞動、尊重農民、尊重農村基本經濟特征的基本背景問題，內需永遠無法啟動，相對過剩的生產危機，仍然會繼續(xù)持續(xù)下去，對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解決之道，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空有短期之功，而無長期之效。甚至，還會進一步加劇本已十分嚴重的結構不平衡問題，正如本文探討的城鄉(xiāng)金融差異一樣。 六、如果欲支農、功夫在農外 本文對流動性悖論與資本雇傭勞動的延伸討論，是想說明一下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的共生關系，并從共生關系的角度探討朝向正確方向的合適安排。 筆者堅持認

25、為：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一個有利可圖的農村經濟，不能將農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農村經濟機體上，資金離農仍是必然。我們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體制內的零敲碎打。我們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術含量比較強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決農村融資的根本難題。原因在于，我們一直沒能認清中國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特點，我們一直還天真的認為市場能徹底解決農村融資問題，就像相信市場化能解決農業(yè)經濟問題，產業(yè)化能解決中國農業(yè)組織化問題一樣。 市場金融，充其量只能滿足農村有較大利潤空間，并有還貸保證的那一部分融資需求。這些融資需求，多來自富裕的農村和富裕的農戶。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絕不可能成為“草根金融”。市場金融“嫌貧

26、愛富”，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指責市場金融機構，因為市場金融本身就是做優(yōu)勝劣汰工作的。要指責的，是相信市場萬能論的制度設計者和他們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顧農村基本融資規(guī)律，空降一些制度讓農村部門和金融部門執(zhí)行的機構和人士。 當前絕大部分的農村金融改革方案，還都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場化主體，能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加大農村金融競爭，以競爭來換取更好的金融服務。筆者的判斷，恰好與這種思路截然相反。當對農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農業(yè)的產業(yè)利潤率一直低于二三產業(yè)、小農經濟依然延續(xù)、小農依然分散經營的時候，靠農村部門或金融部門自身去解決融資問題，都是無解的。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要么繼續(xù)爭奪優(yōu)質客戶的“草尖

27、金融”活動，漠視大多數小農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積虧損，最終變?yōu)檠胄邢乱徊揭戎膶ο蟆? 若從更本質的角度講，一個個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對農村發(fā)展的長期損害，可能大大超過農村融資量擴大的短期得利。當我們已經知道，農村的儲蓄通過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農村的時候，我們說農村患了資金集體扶富的“失血癥”。但當一個個外生于農村社區(qū)的市場金融發(fā)放一筆又一筆小額貸款的時候，他們又把農村本已經微薄的產業(yè)利潤進一步吸出農村，使農村進一步患上“敗血癥”。如若我們又在沒有考慮農村社區(qū)內生的金融安排時，就將農村利率放開，那么，金融資本會將農村利潤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農村經濟難再有復蘇的那一天。當前農村所需要的，

28、是將農村儲蓄留在農村，并且將產業(yè)利潤與金融利潤都留在農村的內生于農村社區(qū)的金融安排，外來的金融組織，如果要達到名曰“支農”的目的，只需將資金批發(fā)給農村社區(qū)合作金融組織即可。只有這樣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競爭型金融安排，才能對緩解農村融資饑渴癥，有一定幫助。 當然，上述的建議，還僅僅在現有體制內，做出一些修修補補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變農村發(fā)展的市場條件，就不能改變農村資金利用上的高風險、低利潤格局，也無法使農村獲得比城市更為優(yōu)越的信貸條件，也就無法徹底改變資金流向，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在資本雇傭勞動的整體框架內，在自由貿易的叢林法則下，農村經濟仍會陷入在弱肉強食的狀

29、態(tài)，農村金融自然還處于無解的狀態(tài)。 ---------------- [①]見周小川《關于農村金融改革的幾點思路》，《新華文摘》x年第21期。 [②]見鄧聿文《流動性過剩其實是經濟危機前兆》，載《中國保險報》x年2月12日。 [③]原文為：Farmer‘s Declining Share of the Food Dollar，1910–1997，with Projection to 2020Most of what we spend on food—in fact ，nearly all—goes to non farmers.This means that while there’s

30、 plentyof cash moving through the global food system ，the money available forfarmers keeps getting squeezed.Nettie Wiebe，a Saskatchewan farmer andformer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Farmers Union of Canada，thinks that“when society discounts the raw food product ，it ‘s a small step todiscount the farmer

31、 as of little or no value.”In other words，it maybe difficult for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spect its farmers to respectits food. [④]如果我們讀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我們會知道小農經濟會頑強存在的獨特秘訣——追求家庭消費滿足和不計工資的勞動核算機制。這使得農民農場在不利的市場行情下，虧損的出現要比資本主義的產業(yè)化農場晚得多，因此，具有極強的生存能力和穩(wěn)定性（恰亞諾夫，1925，61頁）。若再讀斯科特對東南亞國家，黃宗智對中國華北小農和長江小農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家庭農場同樣頑強的生命力。 [⑤]見鄧聿文《流動性過剩其實是經濟危機前兆》，載《中國保險報》x年2月12日。 [⑥]國務院研究室牽頭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顯示，農民工占二、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員，均已超過半數：農民工在我國第二產業(yè)從業(yè)人員中占58%，在第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員中占52%.農民工在加工制造業(yè)從業(yè)人員中已占到68%，在建筑業(yè)從業(yè)人員中占80%，已成為我國產業(yè)工人的主要組成部分。 [⑦]見國務院研究室牽頭，由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發(fā)表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載《改革》x年5期第9頁。 [⑧]見《中國統(tǒng)計》x年9期，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