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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介組織視角下我國農(nóng)村土地銀行產(chǎn)生的博弈分析 　　摘要：為應對土地流轉不暢的困境，我國部分?。ㄊ校┙┠觋懤m(xù)嘗試著開展土地“間接流轉”，進而誕生了土地銀行。土地銀行作為一種特殊的新興中介組織，兼具一般土地流轉中介與金融中介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建立及完善土地銀行機制及相應的土地流轉機制。根據(jù)動態(tài)博弈理論對土地銀行作為中介組織參與農(nóng)村土地流轉相關問題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土地銀行可以有效降低土地交易方的信息不對稱性及交易費用，只要機制設計合理，就能較大程度地減少或消除土地直接流轉的弊端，進一步提高土地流轉程度。 　　關鍵詞：土地流轉；土地銀行；中介組織

2、；交易費用；博弈分析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l5）0l--0087 - 06 　　近年來，我國四川彭州、寧夏平羅和陜西楊凌等地相繼成立“上地銀行”，主要從事土地“存貸”業(yè)務，即農(nóng)民將土地“存”入土地銀行，獲取一定的存地費作為利息，再由土地銀行將土地“貸”給土地需求者并向其收取貸地費，在表面上看來類似于商業(yè)銀行的存貸款業(yè)務，故外界形象也稱其為“土地銀行”。從此，這些地區(qū)的農(nóng)村土也流轉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由原來的“供給者十需求者”直接流轉模式變成新型的“供給者十土地銀行十需求者”間接流轉模式，在土地流轉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同

3、時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相關研究述評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土地金融制度的國家，自從在普魯士的西里西亞省成立德國第一個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的1770年算起。，迄今為止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至今，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地區(qū)）都成立了“l(fā)and/bank”，但其形式各異?？v觀歷史，國外的“l(fā)and bank”可主要歸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美國 、法國等國為代表，以發(fā)放農(nóng)地抵押貸款為核心業(yè)務，其中部分土地銀行還發(fā)行土地債券，是專門為土地開發(fā)和利用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充當“信用中介”，本質上是商業(yè)銀行，當然屬于金融中介機構，但它不直接參與土地利用與管理活動，故應效仿法國將此類“l(fā)and b

4、ank”稱為“土地信貸（抵押）銀行”更準確。另一類是以瑞典、加拿大等國為代表，它是直接參與土地市場進行征購、整理、儲備、供應和開發(fā)的專門機構。實質上，它們與我國城市土地儲備機構類似，都是為自己儲備土地，不從事信用活動，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即時交割完畢，不像商業(yè)銀行充當“信用中介”，不在金融中介機構之列，故稱其為“土地儲備機構”更合適。 　　關于土地銀行的性質，王鐵、郭驪認為它是主要經(jīng)營土地存貸及與土地有關的長期信用業(yè)務的金融機構。而王青則認為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銀行，是參與土地市場管理的機構，實質上是一種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轉換的中介。陳少強認為，在國外它是一種常見的金融組織，但我國目前的農(nóng)村土地

5、銀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沒有像美國、法國等國家的土地銀行開辦土地抵押貸款業(yè)務。筆者也認為，我國目前的農(nóng)村土地銀行不同于上述兩類土地銀行，它是以中立的“信用中介”地位促成農(nóng)村土地流轉的安全完成，區(qū)別于土地儲備機構，同時為他人儲備，屬于廣義的“銀行”范疇，但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銀行，因為它經(jīng)營的對象不是貨幣，而只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土地）而已.其成立的初衷也不是以融資為目的，而是為了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 　　但從另一角度來說，我國土地銀行也可是兼具融資性質的土地流轉中介組織。因為土地具有與一般商品不同的屬性――“資源與資產(chǎn)（資本）”雙重特性，在存地階段，農(nóng)民看中的不是土地資源特性而是土地資產(chǎn)特性，應

6、淡化土地實物形態(tài)的占有，當在“土地使用權經(jīng)過物化勞動獲取盈利”的成熟外部環(huán)境下土地資產(chǎn)又轉化為土地資本2.此時可視為農(nóng)民將土地資本質押（借）給土地銀行而獲得資金（利息）；而在貸地階段，應將土地視為資源，因為土地需求者借（租）用土地是想通過利用其養(yǎng)育功能或美學功能來獲得收益，看中的是其資源特性。 　　綜上所述，我國農(nóng)村土地銀行至少目前不應屬于金融中介機構，只是一般的土地流轉中介機構。但隨著我國未來金融的不斷創(chuàng)新，土地銀行也可在從事土地“存貸”主業(yè)的基礎上，提供土地抵押貸款和發(fā)行土地債券等金融業(yè)務，因而兼具金融機構和一般土地流轉中介機構的雙重屬性。 　　一、我國農(nóng)村土地直接流轉模式 　　目前

7、，我國農(nóng)村土地流轉大多處于自發(fā)和無序狀態(tài).流轉一般在本集體經(jīng)濟組織內(nèi)部的村民中進行.而且彼此多數(shù)為親戚和朋友，所以流轉規(guī)模一般不大1。雖然有些地區(qū)，流轉主體從小范圍逐步發(fā)展到農(nóng)戶與農(nóng)戶之間、農(nóng)戶和企業(yè)之間、農(nóng)戶和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之間，呈現(xiàn)多元化趨勢。但它仍然是一種“一對一”的土地直接流轉模式，如圖1所示： 　?。ㄒ唬┗静┺哪Ｐ兔枋? 　　從圖l可知，土地流轉實質上是土地供給者與土地需求者之間的不斷博弈過程。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將其抽象化為一個典型的“多階段動態(tài)博弈”。在該博弈分析框架中，本文做出如下基本假設： 　　1.供求雙方都是“理性經(jīng)濟人”，即他們都會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做出理性選擇以實現(xiàn)

8、自身利益最大化； 　　2.土地供給者先于土地需求者采取行動，且先行動的會影響后行動的選擇策略，后行動的又可以觀察到先行動的做了什么選擇； 　　3.供求雙方都是風險中性者； 　　4.土地流轉一定能提高農(nóng)業(yè)規(guī)模效益及農(nóng)民只能選擇“農(nóng)業(yè)種植”與“務工”中的一種，且不需為拋荒和閑置土地而額外付費。 　　因此，土地供給者先開始決策，在A點有兩種策略：{流轉，不流轉}，若土地供給者選擇“不流轉”，則交易終止，此時雙方的得益為（A1.o），博弈結束。若土地供給者選擇“流轉”，則博弈進入第二階段，這時，博弈到達B點，接下來由土地需求者做決策，他也有兩種策略：{守約，違約}。若土地需求者選擇“守約”，則

9、雙方的得益為（A2.B1）；若土地需求者選擇“違約”，則博弈進入第三階段，此時，博弈則到達C點，又輪到土地供給者做決策，他有{懲罰，不懲罰}兩種策略，雙方得益分別為（A3，B2）和（A4，B3）。此博弈可用圖2表示：其中，對土地供給者來說，他的得益為： 　　A1--- MAX（農(nóng)業(yè)種植收入，務工所得） 　　A2--- 承包費十務工所得一流轉后的機會成本 搜索成本一討價還價成本 　　A3---承包費十違約金十務工所得一流轉后的機會成本搜索成本討價還價成本一土地價值損失 法律救助成本 　　A4--務工所得一流轉后的機會成本--搜索成本--討價還價成本一土地價值損失 　　對土地需求者來說

10、，他的得益為： 　　B1---農(nóng)業(yè)種植收入十土地規(guī)模效益一承包費--搜索成本--討價還價成本 　　B2---- 農(nóng)業(yè)種植收入十土地規(guī)模效益--承包費違約金一搜索成本--討價還價成本 　　B3農(nóng)業(yè)種植收入十土地規(guī)模效益--搜索成本--討價還價成本 　　（二）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博弈分析 　　從經(jīng)濟學角度來看，劣幣和良幣是可以共存的。同樣，在農(nóng)村土地流轉市場中資信差（劣幣）與資信好（良幣）的土地需求者也可共存，因為供求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對土地需求者來說，土地供給者的得益函數(shù)、法律救助成本及土地狀況等信息是公開的；而對土地供給者來說，土地需求者的資信狀況、自有資金及經(jīng)營管理水平等信息卻未知，

11、加上土地需求者還可偽造和粉飾各種資料，使上地供給者對其實際風險狀況的判斷產(chǎn)生偏差甚全錯誤。當資信差的土地需求者失信違約后而不被追究責任時（即B3B2），在強大的利益驅動下，其他土地需求者就會接踵而至，資信差的將排斥資信好的，這就是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定律”，也稱格雷欣法則。 　　若土地流轉市場出現(xiàn)劣幣驅逐良幣惡性循環(huán)，從圖2可知，理性土地需求者就會選擇“違約”（即B3B1，），顯然，土地供給者的最佳策略就是“不流轉”（即A1>A2）。在通常情況下，一般人都是風險的規(guī)避者，而不是風險的愛好者，尤其對思想較保守的農(nóng)民來說，更是如此。所以他們一般不敢輕易把具有保障性功能的土地流轉到村外自已不熟悉的

12、土地需求者手中，也不敢簽訂長期的上地流轉協(xié)議?？梢?，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土地流轉市場同樣存在“囚徒困境”。 　?。ㄈ└呓灰踪M用情況下博弈分析 　　在上.I述圖2中，運用逆推歸納法進行分析。在第三階段博弈中，由于我國目前農(nóng)村土地流轉市場不健全，法律救助體系不完善，導致監(jiān)督違約費用和尋求賠償費用高昂，使得土地供給者對法 　?。ㄒ唬┩恋劂y行可以節(jié)約事前交易費用：走出“囚徒困境” 　　首先，我們對比分析引入“土地銀行”前后的農(nóng)村土地流轉交易方式，可用圖4簡單表示： 　　科斯認為，若交易費用為零，無論權力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即著名的科斯定理。類似地，奧利弗?威廉姆

13、森也認為，對資產(chǎn)專用性很弱、接近和等于通用性資產(chǎn)，或交易頻率低的交易，才適合采取市場機制。然而，土地流轉的實際交易費用不可能為零，土地的資產(chǎn)通用性也遠不能達到，當然市場機制就不一定是最有效的配置方式了，但可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或交易頻率以逼近理想狀態(tài)。 　　在上述模型中，假設土地供給者共有m個交易主體.土地需求者共有n個交易主體，其中m，n均為正整數(shù)。在沒有土地銀行的情況下，土地流轉只能采取“一對一”的交易方式，總的交易次數(shù)為（mn）.而在有土地銀行的情況下，交易次數(shù)則變?yōu)椋╩+n）種。顯然，當m≥2且n≥2時，m+n≤mn，且隨著交易一方或雙方的主體數(shù)目增加，兩數(shù)之積與兩數(shù)之和的差也將隨之增大

14、。若每次的交易費用之間相互獨立且大于零，則總交易費用是總交易次數(shù)的增函數(shù)，即：減少交易次數(shù)就相當于節(jié)約交易費用（專指事前交易費用），正如奧利弗?威廉姆森所認為的“交易頻率低---交易費用低”。若土地需求者一定守約，則只需從圖2博弈樹中的第一階段來看，對土地供給者來說，選擇“流轉”還是“不流轉”取決于A1與A2孰大。隨著未來農(nóng)村土地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土地供給者（m）和土地需求者（n）的數(shù)量也將呈上升態(tài)勢，這就為土地銀行節(jié)約交易費用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即[（mn）- （m+n）]越大。因此，當搜尋成本和討價還價成本等降到足夠低（A2>A1）時，土地供給者將選擇“流轉”，從而使得土地流轉走出“囚徒困

15、境”成為可能。 　?。ǘ┩恋劂y行可以節(jié)約事后交易費用：走出“囚徒困境” 　　紀玉山等認為，中介組織可以發(fā)揮“加強信息的傳遞使信息顯化，盡量使交易各方的信息對稱起來，以及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懲罰的良好機制，并承擔社會責任，建立信息共享的良好機制”的作用。依此推理，作為中介組織之一的“土地銀行”，與一般的中介組織一樣可以或應該為交易方提供交易信息，從而使交易各方的信息盡可能對稱起來，使土地流轉市場得到凈化，建立良好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罰”機制，降低由流轉后所帶來的交易費用（即事后交易費用），其中彭州市“土地銀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佐例。蔣勃芊等也認為，在引入“土地銀行”后，交易雙方的監(jiān)督費用都大大

16、降低，減少了面臨的違約風險，從而達到了降低事后交易費用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的土地銀行也幾乎都與政府（或村委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已承擔著土地流轉的信用擔保責任，這有利于減少土地流轉市場上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降低事后交易費用。 　　再次利用上述圖2的博弈樹，并運用逆推歸納法進行分析。在第三階段博弈中，若如上所述，引入“土地銀行”后，可以凈化土地流轉市場，營造良好的守信氛圍。這樣，法律救助成本就會降低，而違約成本會升高，此時我們假設A3>A4，所以理性土地供給者的最優(yōu)策略就是選擇“懲罰”，即通過法律救助手段向違約的土地需求者索取違約金。由于第三階段博弈中土地供給者選擇“懲罰

17、”，則在第二階段博弈中，土地需求者選擇“違約”而獲得的收益為B2，遠遠小于其守約的收益B1，所以土地需求者的最優(yōu)選擇是“守約”。由于第二階段博弈中土地需求者選擇“守約”，則在第一階段博弈中，土地供給者選擇“不流轉”而獲得的收益為A1，小于其選擇“流轉”的收益A3，所以土地供給者選擇“流轉”。 　　綜上所述，作為中介組織的“土地銀行”既可降低事前交易費用，又可降低事后交易費用，因而引入“土地銀行”后，士地直接流轉的“困境”將得到緩解或根本解決，最終實現(xiàn)多方“共贏”。不過，這只是從交易費用一個方面而言，而實際上農(nóng)村土地流轉是一個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復雜系統(tǒng)工程，若要在實踐中真正形

18、成高效的土地流轉市場，僅依靠土地銀行是不夠的，且必須滿足：節(jié)約的交易費用大于其運行成本。 　　四、結 論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在引入“土地銀行”前的有限次交易博弈中土地供給者和土地需求者會出于自身經(jīng)濟理性的考慮，往往為了實現(xiàn)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導致土地不流轉； 　　2.在引入“土地銀行”后，只要機制設計合理，就能提升土地需求者在有限次博弈的契約交易中守信履約的可能性以及土地供給者的流轉意愿。要進行合理設計的內(nèi)容有：違約金的設置、土地供給者和土地需求者得益及成本的界定、土地銀行的職責與功能定位等。若土地銀行只是作為 一般的市場交易主體，則土地流轉困境會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加劇。 　　3.在土地銀行機制設計時，一方面，土地銀行要積極發(fā)揮對土地需求者的監(jiān)督作用，實施嚴厲的懲罰違約措施，最大限度地維護農(nóng)民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政府既需加強對土地銀行自身的監(jiān)管，又給予如國有商業(yè)銀行一樣的國家信用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