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管理學》教材編寫的缺失、重構原則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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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管理學》教材編寫的缺失、重構原則與途徑 [摘 要] 學校管理學的學科屬性要求教材的編寫應順應時代發(fā)展。我國現(xiàn)有教材在理論基礎、研究視野、編寫方式和更新速度等方面均有缺陷。秉承“開放性、人性化、實用性、時效性”四原則,整合歸納與演繹、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踐、規(guī)定與描述、傳承與更新等方式進行教材編寫是可取之道。 [關鍵詞] 學校管理學教材;反思;原則;方法 [中圖分類號] G4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6639(2014)01-0081-05 學校管理學是研究學校管理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的一門科學。學校管
2、理是對某一特定社會中的學校的管理,社會歷史條件是前提,制約學校管理學的發(fā)展,組織機構和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管理對象和管理目標都需要隨著社會進步與時代更新作出相應變化。目前我國學校管理正遭逢新的內(nèi)、外部環(huán)境:從外部看,經(jīng)濟社會轉型、全球化、國際化、市場化是社會變革的主流;從內(nèi)部看,大眾化、科層化、多樣化和并軌制改革正在深化,這就為學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在此背景下,立足于新理念、新方法、新體系、新視角、新內(nèi)容編寫出學校管理學教材就成了現(xiàn)實之吁求。 一、對現(xiàn)行學校管理學教材編寫的反思 雖然早在17世紀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就涉及了“分班上課”和“教育必須與生活結合”等學校管
3、理思想[1],在我國,學校管理學卻是一門相對年輕的課程。自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起[2],至上個世紀70年代中后期,僅形成了學科雛形,系統(tǒng)的教材編寫基本缺失,教育管理學在整體上喪失了學科獨立性,成為教育學的附庸。自1978年以來,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引了起學術分化和專門化,學校管理學才從迅速發(fā)展的教育管理學中進一步分化成為一門重要分支學科,真正進入系統(tǒng)開發(fā)和研究時期。當時的教材集中回答了“學校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學校管理學是怎樣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為什么要學習和研究學校管理學?怎樣學習和研究學校管理學”等基本問題,對推動學科發(fā)展起了巨大作用,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多次出版的
4、蕭宗六的《學校管理學》①,就是這類教材中被公認的貢獻最大的一本。而世紀之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閻德明主編的《現(xiàn)代學校管理學》[3]則既是對這類教材的經(jīng)驗總結,同時也面向新世紀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比如淡化管理的目的,把管理看成旨在推動學校發(fā)展、促進人的發(fā)展的手段。在經(jīng)歷了學科的復蘇、成長、繁榮后,本世紀初的教材編寫進入了整合時期,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在總結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面臨的挑戰(zhàn)和機遇的同時,揭開了教育管理學史的新篇章②。這一時期,長期以來由獨家出版社編寫出版統(tǒng)一教科書的局面被打破,以“教育管理學”身份出現(xiàn)的教材數(shù)量空前。教育管理學研究擺脫了從單純的“教育行政”或“學校管理”的概念、體系和
5、方法出發(fā)思考和研究問題的傳統(tǒng)模式束縛,依托更廣闊的研究背景,突破各自體系的限制,從教育管理整體出發(fā),從多維度、多視角、多層面作了研究。盡管如此,審視既有的《學校管理學》教材或者《教育管理學》中有關學校管理的研究,尚存諸多值得反思之處。 首先,理論基礎薄弱,形式單一,甚至在基本認識上存在誤區(qū)。正如北京教育學院季平教授所歸納,既有教材在編寫過程中對理論的處理可歸納為三種傾向①:第一種俗稱“海歸派”,主張奉國外研究成果為圭臬,漠視我國自身學校管理學理論的建構,在教材編寫上,常常把國外理論作為我國教學管理實踐所遵循的標準而忽視我國自身國情。第二種稱之為“企業(yè)派”,把學校管理學視為管理學的分支,慣
6、于將企業(yè)管理的理論用于學校管理研究,卻往往忽視學校管理的獨特性與企業(yè)管理理論在學校中的適用性。在教材編寫上,一般是先追溯管理學理論的發(fā)展,然后是教育管理學的發(fā)展,最后才談及學校管理學。教材主體部分也多從管理職能著手,按照“計劃、組織、指揮、協(xié)調和控制”等一系列企業(yè)管理模式所倡導的程序展開。第三種即所謂的“本土派”,該派側重對我國學校管理實踐進行經(jīng)驗式總結,卻忽略我國學校管理學研究起步晚的事實,對國外理論持盲目排斥的態(tài)度。在教材編寫上,要么誤把學校教學管理實踐建立在對現(xiàn)有政策、文件的闡釋說明上,用“科學性、計劃性、合理性、方向性”等宏大的標簽式用語取代學科本身的理論,要么對教學管理實踐進行概括,
7、主觀將其上升為各種編寫原則與規(guī)律,缺乏反思和批判,殊不知其認識仍然滯留于經(jīng)驗層面,不僅不具有普遍指導性,更談不上有理論創(chuàng)新。 第二,編寫教材的方法簡單化,靈活度欠缺。四種趨勢比較明顯:一是在總論部分多運用縱向的方法追溯學校管理歷史,缺乏從橫向出發(fā)與國外同期的同一學科進行比較研究,或者與國內(nèi)相關學科(比如行政管理學)進行比較研究的視野②。二是多從宏觀層面著手研究,較少深入到更具體的實踐領域。從現(xiàn)有教材看,大多以學校管理職能的編排為主體,然后分為“領導管理體制、教育工作管理、教師管理、學生管理、德育工作管理、美育工作、體衛(wèi)工作管理和總務工作管理”等主題進行概括性論述,既不注重主題之間的邏輯關
8、系,也忽視它們之間的交叉部分,且各個主題內(nèi)部缺乏操作層面的指導。比如談到教師管理,多集中在如何對教師進行管理的流程上,重視教師作為客體的被管理者一面,輕視其作為主體的管理者一面,把教師管理等同于管理教師,因此在教師管理與學生管理之間人為劃上等號。并且,在述及管理教師時,也鮮少站在教師的角度探討如何調動他們的能動性和激發(fā)他們的主人翁責任感以令其樂意服從管理、自動適應管理、主動參與管理的具體措施③。三是多采取演繹式的編寫方式,遵循從總論到分論、從理論到實踐的單維度模式。比如在第一部分通常是回顧理論,然后在主體部分再講職能;每一職能又先綜述、再分述或者例證。這樣的教材雖然有利于訓練學生的記憶和思維能
9、力,但也少了讓學生在體會中慢慢領悟知識的過程,無助于培養(yǎng)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創(chuàng)新能力④。四是多立足于“應然性”立場進行教材編寫,力圖把讀者引向必然的“絕對真理”。在教材中不難發(fā)現(xiàn)諸如此類的用語:“我們應該”、“必須遵循”、“公認”、“客觀規(guī)律”、“最權威”、“必然趨勢”等用語,這就把教育管理學這一復雜的領域簡化為幾條規(guī)則就能操作的學科。甚至對待頗具爭議性的話題,也努力證明自己所提供之理論、所建議之方式才是讀者應作的唯一抉擇⑤。 第三,研究內(nèi)容在視野上的缺失,不適應全方位教育的推進。從總體上看,正如《教育部關于“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建設的若干意見》所指出:“學科專業(yè)教材建設不均衡,基
10、礎課、熱門專業(yè)教材眾多,布點少且招生量少的專業(yè)、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專業(yè)教材不完備;實踐教學教材缺乏?!碑斎唬诰唧w內(nèi)容上,既有學校管理學教材也時時在不斷更新中。以前文談到的蕭宗六先生的《學校管理學》四個版本為證⑥:第二版本增添了“我國新時期的教育方針”、“學校管理方法”、“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協(xié)調”和“學校評價”等內(nèi)容;第三版本增加了“素質教育概述”并對“校長的自我管理”作了較大修改;第四版本則更新了學校管理理念,增加了全面貫徹教育方針、實施素質教育和依法治校等方面的內(nèi)容。但是,對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既有教材缺失的內(nèi)容也很多:從結構看,按學科邏
11、輯順序編排的知識系統(tǒng)結構占主體,科學系統(tǒng)設計的知識應用結構相對缺乏。具體說來,重理論知識輕應用知識,重事實性知識輕方法性知識,重理性知識輕感性知識,重知識的穩(wěn)定性輕知識的開放性。從領域看,大多數(shù)教材對高等學校教育和義務教育給予了較多關注,對繼續(xù)教育、職業(yè)教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民族教育等領域重視不夠。從主題看,多著眼于傳統(tǒng)教育現(xiàn)象,缺乏從學校管理角度對公平教育(比如城鄉(xiāng)教育差距、農(nóng)民工子女入學問題)、民辦教育、教育督導制度、教育信息化管理、教育行政管理與學校管理的關系、學校管理與家長管理的關系、人才培養(yǎng)與供給結構等內(nèi)容進行思考。從研究對象看,側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方針政策、法律規(guī)章和技術手
12、段等硬性管理內(nèi)容的研究,對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人際關系和文化氛圍等軟性管理范疇的內(nèi)容著墨較少。此外,由政策變化所導致的微觀管理領域之變革也明顯滯后,比如面對人事制度改革所引起的工資制度變革,如何調整和管理績效工資就是新課題①。 第四,學科前沿關注不夠,轉向速度滯后。既有教材在編寫過程中對系統(tǒng)結構、過程功能、制度規(guī)范等問題比較重視,特別是強調效率理性在教育管理學理論中的至關重要性,甚至把提高管理效率視為唯一不可撼動的目的,而對目前教育管理學領域的前沿研究成果鮮有涉及。一是沒有足夠重視管理中的“人本”元素,多把人視為與錢財、物質、事務、時間、信息等因素平行或者別無二致的要素,把管理財物的理念
13、、方式等同于管理人的理念和方式,把人看作物化的人、被動的人、惟利是圖的人而忽略了他們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個體,漠視了管理者、被管理者及與各種管理活動相關的“人”始終處在相互建構社會現(xiàn)實關系之中的事實。在探討管理方式上,片面強調 “管”的一面而輕視“理”的一面,這里的“理”包括道理、情理和理解的意思?,F(xiàn)代管理理念更倡導理解被管理者,對他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采用柔性的情理而非硬性的命令去約束他們。二是忽略了學校管理中的價值倫理問題。在一個充滿價值沖突與利益紛爭的復雜世界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總要對種種矛盾沖突和利益權衡做出符合倫理價值的選擇,因此,與道德密切相關的價值倫理是否失范,已經(jīng)成為衡量管
14、理水平的首要標準,正如著名的加拿大教育管理學家霍基金森所言:“管理主要是一個價值世界,事實與邏輯要素從屬于價值,歸第二位?!?[4]可見,片面強調管理的科學性而忽視倫理道德價值的傳統(tǒng)學校教學管理教材已經(jīng)有悖于當今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要求②。 二、重構學校管理學教材的原則 教材編寫原則就是教材編寫應秉承的準則。作為一門以人為主導、理論基礎蕪雜、更新速度快、注重應用價值的學科,學校管理學教材的編寫應遵循如下編寫原則: 第一,開放性原則。以開放的態(tài)度對待學校管理學是教材編寫應持的基本態(tài)度。要適應多元社會,應對多樣性的教育現(xiàn)象和教材編寫,就必須容納多元的管理見解。首先,要尊重權威但不
15、能膜拜權威,要認識到權威僅代表一種聲音,讀者需要的是更豐富多彩甚至包羅萬象的學術觀點與學術交流。其次,要摒棄不同理念之間不可調和“非此即彼”的凝固程式,持包容的態(tài)度,用合作而非對立的思維、務實而非空談的思路,立足不同的具體目的與視點,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形成集體性的價值觀,以異曲同工之妙力求達到促成管理高效之共同目的。另外,對待國外的理論也應持開放態(tài)度,不能“盲目崇外”,也不能“盲目排外”。只有具備國際視野,把我國現(xiàn)時的教育管理學研究成果與國外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共時研究,才能與國際接軌,在認真比較、批判借鑒的基礎上走向前沿,最終實現(xiàn)超越。 第二,人性化原則。“以人為本”是編寫學校管理學教材
16、的基本方向。靠組織職權、規(guī)章制度對被管理者實行強有力的剛性管理更適合被管理者素質不高、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不強、管理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管理流程容易操作、管理內(nèi)容復雜程度有限的狀況?,F(xiàn)代學校管理面對的是新境況:第一,學歷層次高、有主見、善思考、責任感和進取心強的教師群體已成課程開發(fā)和實施的主體,離開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一切課程改革的方案終是虛幻。第二,具體操作層面上的管理非常復雜,管理者必須依靠教師,為他們創(chuàng)造和諧的管理氛圍,才能完成微觀層面的管理。第三,復雜多變的校園管理現(xiàn)象常常需要專業(yè)人員進行處理,嚴密的組織制度和有力的行政約束常常難以達到預期目的??梢?,“人”才是“成事”的關鍵。這就要求教材編寫圍繞
17、“人與物”、“人與人”和“人與環(huán)境”三重關系展開,摒棄“以物為中心、見物少見人甚至見物不見人”的舊觀念,把“探討人之心理和行為規(guī)律、通過人文關懷調動人之積極性”作為研究的重點和起點①。 第三,實用性原則?!皩嵱谩笔菍W校管理學教材編寫的內(nèi)在要求,它包括“有用”和“好用”。所謂“有用”,首先,要有正確的導向維度,教材在選材、組織、編寫、呈現(xiàn)上應具有特色,要與教師、學生和教學資源匹配,要有利于教學或學習觀念與方式的轉變, 有利于教學或學習的反思和評價,有利于學校資源與教學環(huán)境的改善。其次,要能幫助使用者解決問題。學校管理的運作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面臨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能從多方面為使用者提供
18、“靈丹妙藥”的教材才是好教材。所謂“好用”,首先,要具備“易讀性”,能深入淺出地把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闡釋清楚,既有嚴密的邏輯性,也有明顯的層次性,并且能適應不同使用對象②。其次,構思要人性化,編排設計不能只包括冷冰冰、生硬的文字和干癟癟、抽象的理論,而要注重圖文并茂。除了正文外,內(nèi)容還應配套導讀、思考題、討論題、小測試、案例討論甚至網(wǎng)上學習材料鏈接等等。文字、公式、定理和圖像的選擇均須符合學習者的心理特征,并有助于開發(fā)他們的智能和挖掘他們的潛能。 第四,時效性原則。學校管理學教材都是某個時代的產(chǎn)物,均以為社會服務為終極目的,任何滯后于社會發(fā)展的管理學教材都不能實現(xiàn)其應有的最大
19、價值。尤其是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已成為引領管理學不斷前進的助推器,這就迫使管理理念和管理職能必須隨著時代的節(jié)奏而變化。因此,對于這一極具社會性特征的學科,講求時效是教材編寫的外在要求。 三、對學校管理學教材編寫方法的建議 方法無優(yōu)劣之分,無論是傳統(tǒng)的還是現(xiàn)代的教材編寫方法都是順應時代的產(chǎn)物,而時代具有延續(xù)性,方法自然也具備延續(xù)性。由此,教材編寫所采取的方法不僅要突出創(chuàng)新,更應堅持走整合之路。 第一,以歸納法為主,適當運用演繹法。前文所述,管理學教材編寫理論基礎薄弱,要充實教材的理論,歸納法當是主要的方法。因為通過這種途徑展示理論,可以增強理論的說服性,降低理論的接受難度。而且這
20、樣做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動手能力、主動思考和探索客觀世界真諦的能力和解決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能力。當然,重視歸納法,并非必然摒棄演繹法,演繹法編寫教材有其自身的優(yōu)勢。它注重事實強調,操作性強,利于組織有序的課堂,利于樹立教師的權威,利于對知識的傳授,也利于學生從整體上把握知識,提高學習效率,因此,對于有些內(nèi)容,尚有必要適當借助演繹法。正如英國哲學家培根所言,只會搜集材料,不知道如何加工、處理材料的螞蟻式的研究不可取;只知道思辯,只憑借自己的材料編織體系的蜘蛛式研究方式同樣不可取;既懂采集材料,又懂如何消化的蜜蜂式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學研究[5]。實際的學校管理學教材編寫也一樣,以歸納為主,以演繹為輔,兩
21、種方法的綜合運用方是正確之道。 第二,宏觀與微觀結合,突出微觀中的特色內(nèi)容。一方面,任何學科都不能孤立發(fā)展,學校管理學亦不例外,它特別容易與教育行政學在概念內(nèi)涵上混雜不清。因此,學校管理學教材的編寫應該在宏觀上理順教育行政與學校管理的關系;另一方面,學校管理學在微觀上需有自己關注的核心內(nèi)容,特別是隨時代變化需要增加的新內(nèi)容。比如,前文述及的繼續(xù)教育、職業(yè)教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民族教育等新領域;教育公平、民辦教育、教育督導制度、教育信息化管理、教育行政管理與學校管理的關系、學校管理與家長管理的關系、人才培養(yǎng)與供給結構等新問題;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人際關系和文化氛圍等軟性管理范疇新理念等
22、新主題;調整和管理績效工資等新課題。 第三,理論與實踐并行,把理論運用于實踐。一本完整的教材實際上就是由系統(tǒng)結構和應用結構兩部分構成的知識系統(tǒng)。前者側重于知識傳授,后者側重于知識應用和對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學校管理學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用學校管理知識指導管理實踐,但是在現(xiàn)實中,大多數(shù)教師缺乏豐富的管理實踐經(jīng)驗,學生對實際管理更是霧里看花。因此,教材編寫更應該側重知識應用結構。比如,設計大量的科學有效的練習以便學習者加強知識的鞏固,選編大量貼切、典型、精煉的具體案例供學習者分析,培養(yǎng)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第四,規(guī)定與描述相依,描述是主流,規(guī)定是方向。任何人類行為包括學校管理,總是要遵循一定
23、的規(guī)范, 即所謂“不依規(guī)矩, 不成方圓”。學校管理學教材的規(guī)定性內(nèi)容是學校管理經(jīng)驗的總結。它們被證明有效之后已成為約定俗成的習慣,既可免去使用前檢驗的繁瑣程序而徑直使用,也可保證學校管理科學的可預見性、確定性與可重復性。缺失之,使用者就可能迷失方向,無所適從。然而,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學校管理學需要應對的是復雜多變的教育管理現(xiàn)象,且并非所有現(xiàn)象都有規(guī)律可循,都可借助相同的處理方式。這就需要借助描述性的編寫方法:先把事件狀態(tài)的分布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不給出定論,不給出解決辦法,只作誘導,然后讓學習者在實踐中作出自由抉擇。當前,在教育管理理論叢生、現(xiàn)象紛繁復雜、領域空前寬闊的狀況下,教
24、材編寫少一些規(guī)定性,多一些描述性已成不可回避之趨勢。 第五,傳承與革新并舉,在傳承中推進革新。盡管對前沿知識關注度不夠是學校教育管理學教材編寫的突出缺陷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教材編寫必然另起爐灶,相反,在傳承中推動革新是更可取的方式。在經(jīng)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以及科學技術進步的同時,學科理論也在快速發(fā)展。一部新教材的編寫需要相對較長的周期,往往造成新內(nèi)容剛剛寫入,外部環(huán)境就可能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致使先前的理論時過境遷,部分或全部喪失其解釋能力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此種情況就可以用“舊瓶裝新酒”代替“另起爐灶”的方式進行應對。而且,任何一種學校管理學教材,在內(nèi)容上都會共享一些趨同的原則,傳承一些共性知識,通過增
25、加新內(nèi)容的方式改編舊教材常常比徹頭徹尾的撰寫一部新教材更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種方式既能保證教材在視角、觀點、內(nèi)容上的更新,又能縮短編寫周期,還能保證知識傳承的系統(tǒng)性和連續(xù)性①。 綜上可見,只有順應時代,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為導向,正視《學校管理學》自身的特點,依據(jù)開放性、人性化、實用性、時效性等原則,采用整合歸納與演繹、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踐、規(guī)定與描述以及傳承與革新等方式,編寫出的教材才能滿足學習者的真正需要。 [參考文獻] [1][捷]夸美紐斯.大教學論[M].傅任敢,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 [2][清]張百熙.張百熙集[M].長沙:岳麓書社, 2008. [3]閻德明.現(xiàn)代學校管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 Hodgkinson C. The Philosophy of Leadership [M].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p135,p137. [5]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西方哲學原著選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p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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