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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九年級語文上冊 3《西花廳的海棠又開了》課外閱讀資料 語文版 一、作者簡介 鄧穎超（1904—1992），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婦女運動領(lǐng)導人。河南光山人。1925年與周恩來結(jié)婚。 二、作品作息 這篇文章選自1997年3月5日《人民日報》。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廳海棠花盛開之際，鄧穎超觀花后三次口述，由身邊的工作人員記錄下來。這是一篇追憶性的文字，由西花廳的海棠花觸發(fā)對過去有關(guān)人物和事件的回憶，把已經(jīng)逝去的情景再現(xiàn)在我們面前。文章樸實自然，情真意切。 三、相關(guān)知識 《周恩來傳革命婚姻》摘錄 在這個時刻（指1925年在廣州），堅定的小小的熱情洋溢的鄧穎超再一次闖進了周的生活（這是他們四年多以前在周乘船去法國時分別以來的第一次見面）。她是作為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從天津來的，她在政治上的雙重選擇比周做得更加出色——共產(chǎn)黨人都被要求作這種雙重選擇。但是在他們的私生活中是沒有雙重選擇的。幾天之內(nèi)，他們就悄悄地、毫不張揚地結(jié)婚了。他27歲，她21歲。 對他們兩人都重要的是，當許多中國人仍然遵從他們父母的安排而結(jié)婚時，他們則是自愿地，熱情地和不受別人支配地互相選擇的。他們免除了正式的婚禮，但當著朋友們的面重述了進步同志們所說的“八個互相”，即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相照顧、互相信任和互相諒解。正如情況所證明的，他們是少數(shù)幾對能遵守誓言的共產(chǎn)主義夫婦中的一對。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次在中國公眾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誠和最持久的婚姻。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兩個具有相似出身與相似思想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者的終身結(jié)合。 鄧于1903年或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雖然她的父親原本來自南方的廣西。像周一樣，一位中國的傳記作者說她出身于“破落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突然去世了，所以鄧又像周一樣，缺乏一個父親般的人，在青少年時期依靠一位與她同性的長者。她是獨生女，是在母親十分嚴格的管教下成長起來的。她的母親是一位有教養(yǎng)和有決心的婦女，在顯貴人士的家里當家庭教師，后來周也可能受到她的影響。母女兩個移居到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鄧的母親靠她當家庭教師的薪水，使她的女兒受到了相當好的教育。 1915年，鄧進入天津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她聰明，但并不突出，在學校里常常名列前十幾名。她活躍，雄辯，開朗，具有坦率和開誠布公的性格，據(jù)說這是中國中原人的特性。 在12歲尚未成熟時，她就參加了反對日本人向中國提出要求的學生運動。她后來說，她在兩年內(nèi)就“完成了學校布置的整個八年的學業(yè)”，但由這種努力帶來的疲勞，使她最后得了肺結(jié)核?！拔易罡信d趣的課程是地理、歷史、音樂、物理和中國語文。我不喜歡縫紉?！? 在離校前一年，她積極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鄧回憶說：“我們把男生和女生分別組織起來，因為要他們一起行動太難了。我們的組織是女界愛國同志會，我們同男生們合作，其中之一就是周恩來?！钡囋谕砟瓿姓J，作為學生，他們的某些行為太過火了?！耙谇榫w激昂的情況下學習是不可能的，而抗日情緒是如此之高，致使我們趕走了一名日本教師，并毀掉了他的教科書。我現(xiàn)在認為，這一行為是不正確的，因為要同日本人斗爭，我們就必須學習日語！” 1919年秋天，“覺悟社”成立了，這就是這對未來的情侶首次邂逅的地方。一位中國作家解釋說：“當時，周恩來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小伙子，而鄧是一個受人愛戴的姑娘，她活躍在幾乎所有的宣傳和示威游行活動中。在社里的經(jīng)常接觸，使他們的相互鐘愛之情不斷增長?！? 1919年10月，在天津，這對情侶又站在抗議的最前列。鄧承認，他們使用書本里的一切計謀來鼓動革命?！拔覀兗钊嗣駚碚葒?，推翻那些出賣中國的人。我們一邊說一邊哭，聽眾都被感動了?！编囘€領(lǐng)導一個講演團，他們到處奔走，散發(fā)激進的學生報紙，其中包括周所編輯的報紙。1920年夏天畢業(yè)以后，鄧加入了北京一所私立學校的教師隊伍。她未能出國去同周相聚，因為她的母親失業(yè)了，她必須供養(yǎng)她。 據(jù)說，是鄧首先愛上周的。一位后來對他們兩人都很了解的德國女人王安娜認為，鄧相貌平常，因此，周明顯地看重“她的內(nèi)在品質(zhì)更甚于她的外貌”，但那是在長征之后，長征使她大大地見老了。 鄧后來反省說：“我一方面痛恨舊式婚姻，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所謂自由戀愛的思想?！彼械?，年輕人對這些事情了解得很少，所以很難結(jié)成美滿的現(xiàn)代婚姻?！拔覜]有愛上任何人，當時周恩來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17歲?！? 她去教書是出于需要。她希望在銀行謀得一份薪水較高的工作，所以她晚上去學簿記。正如她三年前在天津的學校里一樣，由于過度疲勞，她的身體又一次垮了，因此她不得不放棄她的學業(yè)，而沒有取得從事銀行工作的資格。在北京呆了兩年半以后，她返回天津，在一所小學里教書。 到1923年，她早已接受了共產(chǎn)主義。她同周一起，已經(jīng)成為二十個天津?qū)W生領(lǐng)袖之一，他們定期集合在一起討論俄國革命，并且受到北京共產(chǎn)主義理論家李大釗的很大影響。中國的年輕婦女在過去受到很大的壓制，因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對她們具有特殊的意義。自由和平等這些勇敢的新諾言可能對鄧比對周意味著更多的東西。 鄧分享了周在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內(nèi)受的影響，于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她早已結(jié)識了周的尊敬的同志蔡和森，并于1924年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幾個月以后又成了共產(chǎn)黨員。她被任命為婦女書記，當1925年國民黨在廣州為它的第二次黨代會挑選代表時、鄧被挑選來代表她所在的華北區(qū)。正是這件事使她得以同她十分仰慕的男子在一起。 她后來常常對朋友們說，當周在巴黎時，他們“通過通訊相愛了”。另一位作家斷言，他們通過通訊，到1922年春天，彼此之間建立了愛情?，F(xiàn)在，他們又在廣州相聚了。 一位西方記者說鄧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和表達她思想的客觀方法，并兼有良好的風度以及非凡的機智和親切和藹的態(tài)度”。 相比之下，周恩來“生性真誠坦率，很可能確切地言其所想，他的妻子作為兩口子中更為老練的外交家能為他彌補這一點”。周采用她名字中的第三個字，把他的新娘稱為“小超”，這就成了她的愛稱。 鄧是周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和家中的賢內(nèi)助。常到他們在廣州所租用的房子去拜訪的黃埔軍校學員和黨的領(lǐng)導人發(fā)現(xiàn)，這所房子雖然簡樸，但陳設(shè)得很得體。盡管她整天負擔很重，卻從不讓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殷勤地設(shè)法使他們感到像在家里一樣。然而，客人們從傭人那里得知，鄧親自挑選陳設(shè)品，并對做飯給予具體指導。他們欽佩她能兼政治家和良伴于一身的方法。一位傳記作家評論說：“結(jié)婚以后，鄧就掌權(quán)當家了?！? 為了理智上的信念，他們雖然出身于舊中國的名門，卻摒棄了那個階級的許多習氣、價值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