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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高三歷史專題復習 專題八 大一統(tǒng)與大融合：元朝教案 元朝是由蒙古族所建立的統(tǒng)一王朝。1206年，蒙古族領袖成吉思汗創(chuàng)建蒙古漢國。自成吉思汗到蒙哥汗，陸續(xù)攻滅西遼、夏、金、大理，并在葉蕃建立行政機構。蒙哥死于攻滅南宋的戰(zhàn)事，其弟忽必烈繼汗位，于1271年改國號為元，1279年滅南宋，統(tǒng)一中國。忽必烈開國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保證了已經高度發(fā)展的經濟文化基本上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與后來清朝相比，元朝具有濃厚得多的民族統(tǒng)治和民族壓迫的色彩。 本章將組織討論元朝統(tǒng)治的地方經濟之獨特契機與當時整個帝國活躍的商業(yè)。 第一節(jié)　忽必烈統(tǒng)一中國 一、 蒙古族的興起 蒙古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得很遠。 蒙古汗國的開創(chuàng)者成吉思汗，出生于蒙古乞顏部孛兒只斤氏族，蒙古各部于1206年大會于斡難河畔，被擁戴為蒙古統(tǒng)一后的最高首領，尊稱其為“成吉思汗”。此事，標志著蒙古草原上的各個部落已經統(tǒng)一形成為一個以原蒙古部為核心的民族共同體。 蒙古國建立后，成吉思汗即著手組織精銳的護衛(wèi)親軍（“怯薛歹”）；分封各部首領為不同等級的“那顏”，實施部族軍事貴族制統(tǒng)治，鞏固對蒙古草原轄境內各部的統(tǒng)一；頒布法典（《大扎撒》）、創(chuàng)制文字（畏兀兒字蒙古文）等，使初建的蒙古國逐漸擺脫原始的部落制，成為較有政治軍事威力的游牧部族貴族制國家，促進了蒙古族的形成和蒙古社會的發(fā)展。 蒙古族統(tǒng)一后，利用其兇猛的軍事威勢，積極向四周拓展，朝著建立大蒙古國的方向步步前進。成吉思汗通過自己以及諸子的多次西征，建立起了疆域廣闊、橫跨歐亞的大蒙古國，內有四大汗國之稱。 二、 元朝統(tǒng)一中國 　　正當南宋君臣縱樂西湖，權將臨安法汴京，沉醉于歌舞聲色之中，北方蒙古高原上崛起的新政治軍事集團先后于1227年和1234年滅了西夏與金，直接與南宋接壤；在此之前，蒙古軍隊在窩闊臺和忽必烈之兄蒙哥時期曾兩次南征，已越過青海草原征服了吐蕃、大理（今云南），從南疆形成了對南宋南北夾擊的態(tài)勢。 第三次南征，是由忽必烈（1215－1294）來完成的。南宋景定元年（1260），他在開平（后改名上都，今內蒙多倫西北，一說今內蒙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自稱大汗，不久定年號為中統(tǒng)。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接受劉秉忠建議，改國號為“大元”，次年改燕京為大都。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執(zhí)意繼續(xù)其兄蒙哥未竟之業(yè)，發(fā)動第三次南征。 景炎元年（1276）正月，伯顏軍到達臨安東北臨平鎮(zhèn)，宋奉表請降。祥興元年（1278）宋帝昰病死，陸秀夫再立8歲幼帝昺，改元祥興，遷居厓山（今廣東新會南）。十二月文天祥于五坡嶺為蒙軍襲執(zhí)。次年，元兵追擊至厓山，張世杰與蒙軍再次決戰(zhàn)，大敗，陸秀夫負幼帝投海死，張世杰海中遇難溺死，至此，南宋歷150余年而亡國，元朝統(tǒng)一中國，開創(chuàng)了由少數(shù)入主中原建立統(tǒng)一王朝的先例。 忽必烈自1251年開府漠南后，逐漸與漢族士大夫有所接觸，這些漢人在開國前后都是忽必烈重要輔佐要員，他們對元統(tǒng)一中國后較好接受漢制產生重大影響。 元朝統(tǒng)一后，世祖忽必烈下詔書禁止諸王貴族改田畝為牧場，勸農力耕，并頒行《農桑輯要》，在江南設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提倡墾殖；開會通河、通惠河，整治水利。命省、部、臺、院參用南人，遣人赴江南訪求人才。中樞機構中書省八大員（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中，漢人幾居其半。這些施政舉措對促進蒙古族的社會進步，恢復戰(zhàn)后經濟，減少因漢蒙民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差異而造成的倒退與損失，均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貢獻。 　　元朝建國后，原上都開平改為避暑的夏都，在原金中都燕京定都，改稱“大都”，又稱“汗八里”。元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當時世界著名城市，來自東歐、中亞、非洲、日本、朝鮮、南洋的各國商人萃集于此，全國貨物匯聚，商業(yè)極為繁榮。與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不同的是，它又恢復了坊市封閉制，故其城市建制和布局更多地類同于唐長安城。 與后來清朝相比，元朝具有濃厚得多的民族統(tǒng)治和民族壓迫的色彩。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蒙古統(tǒng)治者具有強烈的民族保守意識，嚴防“同化”，在政治、軍事權力體制上，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區(qū)別明顯，法律制度不完備，司法隨意性極大。 　 第二節(jié)　元代的政治制度與對外開放 一、政治制度與行政設施 　　元朝的政治制度是在借鑒“金制”，又接受漢人建議，并保持大蒙古國傳統(tǒng)貴族統(tǒng)治連續(xù)性的基礎上建制的，體制駁雜，決非宋制的翻版。相比成熟的漢族政制，它要簡陋疏闊，而且保留了濃重的種族色彩和軍事統(tǒng)治的性質。 比較特殊的是，元朝宗教地位甚高，設有專門宗教事務的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并有統(tǒng)轄吐蕃地區(qū)的職能。佛教特別是其中的喇嘛可以看作為元代國教，故特別重視。 　　元朝在全國范圍建立“行省”的建制。行省為行中書省的簡稱，是元代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建制。行省以下的行政區(qū)劃，依次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以達魯花赤、總管為長官。以下府、州、縣亦均有達魯花赤居首，非蒙古人不能擔任，這是非常特別的一種設置。在遠離行省中心的地區(qū)，又分道設立宣慰司，便于處理軍民之務，兼有行省派出機構和介乎省、路之間的一級行政機構的職能（如吐蕃宣慰司）。邊陲民族地區(qū)的宣慰司往往參用當?shù)赝凉偃温殹? 元朝的賦役制度，南北異制。 元朝政制雖多采用漢制（也包括金制亦由漢制演化），但始終保持蒙古貴族在國家中的特權地位，再加蒙古貴族主觀上力避“同化”的意識很濃，頗多種族主義色彩。 　　元朝與后來的清朝相比，入主中原后的政治設施頗保留舊制，接受漢文化也有心理和特權方面的嚴重障礙。另一方面，民族間的差異和歷史傳統(tǒng)本就不易消除。 元末以韓山童為首發(fā)動的反元起義，就是利用民族矛盾，采用宗教為掩護，以復宋反元為號召，發(fā)動全國性起義的。與此同時，各種反元的漢族地主武裝力量，或與之聯(lián)合，或與之并存，形勢頗為復雜。 二、經濟恢復與對外開放 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后，不管是開明時期（世祖、成宗），還是統(tǒng)治素質下降時期，經濟是他們維持統(tǒng)治的物質基礎。南下后，龐大的軍事官僚階層的供給，決定了他們必須重視以農業(yè)為主的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行。因此在經濟方面也有一些亮點出現(xiàn)。 元世祖至元九年（1273年），由政府編輯的《農桑輯要》總結了《齊民要術》以來七百余年農業(yè)生產技術的成就，對當時的農牧業(yè)生產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成宗延祐元年（1314年）由魯明善編著的《農桑衣食撮要》，根據(jù)淮北地區(qū)的地情。按十二個月詳細記述了作物、蔬果的栽培和畜牧、蠶桑。農產品加式的技術。它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的農家暦書。王楨《農書》更是我國三大農書之一，全書22卷，包括《農桑通訣》、《百谷譜》和《農器圖譜》三大部分?！洱R民要術》僅以黃河流域為限，《農書》兼及南北，且時有對比。《圖譜》載農器二百余種，附有實景圖，更堪珍貴。 運河的開通更是一件大事。 由海道轉運漕糧的嘗試，也始自元代。 　　元代另一出色成就便是天文歷法的研究。由于得之于回回等色目人由阿拉伯西來的技術和經驗的助力，使我國天文歷法在原有基礎上，元代又再放光彩。郭守敬（1231－1316），無疑是中國古代最富成就的少數(shù)科學家之一。 元朝在大蒙古國擴拓廣闊疆域的基礎上，驛道獲得空前發(fā)展。 元代南方經濟、特別是私人經濟的活躍，過去常常被舊史家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