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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至今的翻譯 Groupmembers 姬麗娟 0210654 程茜茜 0210644 張永平 0210663 火婷婷 0210653 背景概況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 我國進入了社會歷史的新時期 與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相對應的是文化交流上更為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圍 進入新時期以后 我國外國文字翻譯的數(shù)量 題材以及擇取標準等都有了巨大的突破 新中國建立后 曾經備受批判和排斥的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 通俗文學在新時期都得到了譯介 世界經典名著的翻譯呈叢書化 系列化出版 新時期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繼漢唐時期的佛經翻譯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 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翻譯之后的又一次翻譯高潮 翻譯研究的重心和特色 對翻譯的原則 標準 方法等基本的理論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討論 新時期翻譯研究注意從新角度出發(fā) 與新學科相結合 吸取其他相關學科的新成果 新時期的翻譯研究對各種具體的 專門的 有些以前被忽略的翻譯工作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 這一時期更加注意介紹和引進國外翻譯研究的成果 也更加重視對我國歷代翻譯經驗的總結 這一時期我國譯學界正式提出了建立一門 翻譯學 的問題 對傳統(tǒng)派和西學派的認識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譯學界爭論兩派的命名不夠確切 尤其是把譚載喜 張南峰和謝天振稱為 西學派 容易引起誤解 以為他們是與 傳統(tǒng)派 相對立的主張照搬西方翻譯理論的代表 其實 傳統(tǒng)派 這一命名不確切 因為以羅新璋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主張的是建立 自成體系 的 有中國特色 的翻譯理論 而他們強調中外翻譯理論是相通的 是有共性的 在此之前 國內譯學界已經有兩個現(xiàn)成的名稱分別指稱這爭論的兩派 即 特色派 和 共性派 但在王秉欽的 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 中舍棄這兩個現(xiàn)成的名稱不用 卻采用 傳統(tǒng)派 和 西學派 這樣兩個不確切的名稱 其背后折射出來的也許恰恰是國內某些學者對強調中西譯學理論共性的一批學者的看法 對傳統(tǒng)派和西學派的認識 事實上 國內譯學界確實存在著這樣一批學者 他們認為新時期以來一批學者的著述里提到的一些國外前沿翻譯理論 包括借鑒自各種文化理論的翻譯理論 如解構主義理論 性別理論 后殖民理論 多元系統(tǒng)理論 等等 都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的 它們屬于西方 它們只能解決西方翻譯中的問題 它們不適合中國國情 它們不能解決中國翻譯中的問題 更有甚者 有的人不去對西方的翻譯理論做一番認真深入的研究 僅憑著自己的主觀印象 就輕率斷言 西方譯論只能解決低層次的科技問題 只有 中國譯論才能解決高層次的文學翻譯問題 謝天振認為這種看法其實是不對的 生平簡介 羅新璋 1936 浙江上虞人 法國文學翻譯家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yè)畢業(yè) 曾在國家外文局 中國文學 雜志社長期從事中譯法文學翻譯工作 1980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主要譯著 譯有 巴黎公社公告集 特里斯當與伊瑟 列那狐的故事 紅與黑 及 栗樹下的晚餐 等編有 翻譯論集 校讀 傅雷譯文集 全十五卷并有 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 中外翻譯觀之 似 與 等 錢鐘書的譯藝談 釋 譯作 等多篇論文行世 羅新璋先生二三事 傅譯傳人 羅新璋先生負笈北大期間 曾師從李健吾先生 但在譯界 他卻被譽為 傅譯傳人 羅新璋先生對傅雷先生的譯筆推崇備至 并且身體力行 為學習和研究傅譯 他曾將好幾部傅雷先生的譯文 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作的字里行間 單是 約翰 克利斯朵夫 就抄了120萬字 此外 還抄了巴爾扎克的六部作品以及梅里美的 嘉爾曼 與 高龍巴 著名翻譯家 ?？思{研究專家李文俊先生曾感慨地說 他真是我所認識的翻譯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個了 有關這一點 在傅雷先生60年代初致羅新璋先生的信函中亦有專門提及 先生以九閱月之精力抄錄拙譯 毅力固可佩 鄙人聞之 徒增愧恧 惟抄錄校對之余 恐謬誤之處必有發(fā)現(xiàn) 倘蒙見示 以便反省 無任感激 讀 傅雷家書 翻譯論集 江聲浩蕩話傅雷 等書可知 羅新璋先生與傅雷先生之間常有書信來往 故而早已突破私淑之情 與直接受業(yè)無異 而傅雷先生在信中對羅新璋先生亦多有褒揚 傅譯傳人 可謂實至名歸 巴黎公社公告集 1973年 羅新璋先生被借調出國 赴法從事文物展的翻譯工作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 羅新璋先生看到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 便決心將其譯成中文 由于當時復印術尚不普及 而拍成照片則成本太高 花費需近兩萬法郎 以他當時的拮據(jù)窘況 自然無法繳納這筆 巨款 于是決心手抄 接連四十余天 每天四五小時 終于將桌面般大小的公告原件一份份抄錄下來 而后憑借其在法文版 中國文學 多年職業(yè)訓練練就的過硬本領 一遍遍地逐字校對 確保內容無誤 回國后 羅新璋先生將總共389份文告譯成中文 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學界認為這是 重現(xiàn)公社光輝業(yè)績的歷史文獻 其中有 309件是第一次譯成中文 紅與黑 羅新璋先生于1991年1月開始翻譯法國作家斯湯達的名作 紅與黑 當時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上班 羅新璋先生每日黎明即起 從四點到七點十足工作三小時 譯得千把字 然后去上班 白天若得空閑 他便查詞典 翻參考書 潤飾譯文 到晚上臨睡前再重新復核一遍 全書四十萬字 花一年多譯成初稿 第二年 再改再抄 刻意求工 最后到1993年2月竣工 歷時兩年 名著從來須名譯 羅新璋先生的一段自述或許能幫我們悟出個中的道理 中文的句子一定要精煉 要sobre 法文 即 樸實無華 之意 如果說我譯的 紅與黑 還算成功的話 也就在這一點上 1993年2月交稿之后 我花了將近三個月的功夫 把全文從頭到尾通篇再看一遍 把原譯稿中那些可有可無的字全刪去了 譯本的質量可以說靠這一遍 當然從稿費上來說是有損失的 但是原來那些臃腫 累贅 笨拙的地方沒有了 中國翻譯理論 自成體系 說 我國的譯論 原作為古典文論和傳統(tǒng)美學的一股支流 慢慢由合而分 逐漸游離獨立 正在形成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 翻譯學 而事實上 一千多年來 經過無數(shù)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譯學家 理論學家的努力 已經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 案本 求信 神似 化境 這四個概念 既是各自獨立 又是相互聯(lián)系 漸次發(fā)展 構成一個整體的 而這個整體 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識見超卓的前輩翻譯家 已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奠定最初的基石 我們應當開創(chuàng)局面 在虛心學習外國先進譯論 善于總結自身經驗的基礎上 不斷實踐 不斷探索 發(fā)展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 建立卓然獨立于世界譯壇的翻譯理論體系 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 生平簡介 劉宓慶 1939 中國香港人 祖籍湖南新寧 畢業(yè)于北京大學 曾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主修語言及語言教學理論 歷任北京大學 廈門大學教授或客座教授 并在聯(lián)合國組織機構任翻譯 后在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及國立及臺灣師范大學翻譯研究所執(zhí)教 2006年受聘于上海同濟大學外語學院任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主要譯著 劉宓慶是國際上的知名學者 他的學術專著多達數(shù)百萬言 其中包括 文體與翻譯 英漢翻譯技能指引 新編當代翻譯理論 新編漢英對比與翻譯 翻譯美學導論 翻譯與語言哲學 文化翻譯論綱 翻譯教學 實務與理論 口筆譯理論研究 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 及 劉宓慶翻譯散論 等十一部 劉宓慶探討了現(xiàn)當代譯學幾乎所有的理論問題 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國當代翻譯理論的扛鼎之作 劉宓慶前期的學說建立在傳統(tǒng)譯論及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上 后期的理論觀以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導向 具有超前性 在國際上很受學術界的重視 他的翻譯理論提高了我國的譯論在世界上的地位 因為即便在翻譯研究極發(fā)達的西方也幾乎沒有人構建出如此完整 如此合乎邏輯的理論體系 理論特點 繼承與發(fā)揚 開拓與創(chuàng)新 劉宓慶非常珍視我國的傳統(tǒng)譯論 將其視為瑰寶 他在 當代翻譯理論 前言 中指出 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歷史悠久 如果從最初的佛經譯論 公元148年始 算起 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 這期間 出現(xiàn)了許多杰出的譯論家 他們的主張和論述 大抵出于自己的力行心得 因而言微旨奧 論斷精深 予后世極深的影響 其中如玄奘 600 664 與嚴復 1853 1921 的翻譯思想和對策性主張 至今仍有認識論 價值論和方法論的歷史意義 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是中國和世界文化的寶貴財富 我們必須視若珍寶 矢志于闡發(fā)和開拓性繼承 中國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的短處和局限性 第一 傳統(tǒng)譯論在認識論上有問題 因而范疇研究十分薄弱 使翻譯理論探討帶有明顯的封閉性 千余年中甚少開拓 究其根由 受封閉性觀念影響很深 翻譯是一門綜合性 跨學科性很強的科學和藝術 翻譯學屬于經驗科學 如果不突破封閉性觀念局限 使學科有一個科學定位 其發(fā)展研究勢必備受束縛 因此我們首先要面對一個觀念更新的問題 必須將翻譯學視為一門開放性 綜合性 跨學科性很強的科學和藝術 力求在這個新觀念指導下 構筑翻譯學的科學構架 第二 傳統(tǒng)翻譯基本理論命題有限 對策性較弱 古典譯論家中不乏精言宏論 但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論體系 這一點 毋庸爭議 當然是受歷史局限的影響 特別是受語言學發(fā)展水平的限制 因此 要建立和發(fā)展翻譯學 我們必須首先致力于現(xiàn)代翻譯基本理論的研究 在扎實的基礎研究的基礎上推出中國自己的基本理論模式 作為現(xiàn)代翻譯學學科構架的主軸或基礎 我們必須矢志于這一項 系統(tǒng)工程 的奠基及開拓工作 將中國的譯論整合到世界現(xiàn)代譯論之中 第三 傳統(tǒng)譯論的研究方法必須革新 翻譯理論體系的發(fā)展方略 一 注重中國譯論的文化戰(zhàn)略考量 20世紀中期以前 中國翻譯界的文化戰(zhàn)略考量以民族憂患意識為特色 20世紀中期以后則以民族復興意識為特色 中國翻譯界大量翻譯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歐洲先進思想的經典著作和以哈代 狄更斯為代表的西方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著作 這個近代中國翻譯史上鼎盛的繁榮期飽含著久經醞釀的中華民族的復興意識 這種強烈的民族復興意識正是20世紀最后20多年中國譯論發(fā)展的思想動力 民族文化復興的使命是中國現(xiàn)代和當代翻譯的開拓性創(chuàng)新研究的力量之源 二 強調 重描寫 重意義 重功能 的基本理論取向 所謂 重描寫 就是重現(xiàn)象觀察 重事實呈現(xiàn) 重個性 重差異 重規(guī)范的適應性分析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 避免開列限制性規(guī)則 從整體上說 描寫性理論是翻譯理論的最基本的特征 所謂 重意義 指的是重整體上的語義內容 而不僅僅是個別詞句的意義 這是一層意思 另一層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義 建立功能主義的動態(tài)的意義觀 即強調翻譯要把握詞語使用中的意義 而不是靜態(tài)的 與語境脫離的孤立狀態(tài)中的詞語意義 漢語重意念 傾向于將語法功能意念化 因此中國的譯論必須重意義而不執(zhí)著于形式 而所謂的 重功能 指的是 重代償功能 即注重以功能來彌補 補足可譯性上的缺失 這里所說的 代償 當然不止于上面所說的意義問題 而是涉及到中國翻譯理論整體性建構的基本原則 三 注重整體性整合研究 翻譯學具有廣泛的綜合性 多維性 因此翻譯學的理論體系構建要求一個學科矩陣為之提供理論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 對中國翻譯學而言 語言學 語言哲學 美學 認識科學 傳播學 文化學都是這個學科矩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 毫無疑問 我們需要有 一盤棋 式的整體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國翻譯學具有充分的科學性 傳統(tǒng)派的代表人物 張柏然 張柏然 1943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中國翻譯工作協(xié)會副會長 1966年南京大學外文系英文專業(yè)畢業(yè)留校任教至今 其間曾作為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和哈佛大學研究比較文學和美國文明史 現(xiàn)兼任中國翻譯協(xié)會副會長兼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主任 全國辭書學會副會長 江蘇省翻譯協(xié)會會長 教育部外國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研究基地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學術委員會委員 還兼任學術期刊 中國翻譯 中國外語 譯林 的編委以及 現(xiàn)代外語 外語與外語教學 的顧問 其主要研究領域是翻譯學 詞典學和語料庫語言學 是當代著名的翻譯理論家 詞典編纂家 研究方向 翻譯學 雙語詞典學 語料庫語言學 張柏然 重視譯論的中國特色 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普遍性的追求 張柏然 重視譯論的中國特色 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普遍性的追求 主張建立中國翻譯學 對中國翻譯學和純翻譯學的辯證關系 特性與共性的辯證關系 從哲學思變的角度進行了客觀的理論表述 他曾指出 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純翻譯理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中國翻譯學和純翻譯學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 二者對立統(tǒng)一 不可偏向某一方 而忽視另一方 重視譯論的中國特色 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普遍性的追求 同樣 對純理論的偏重也不應該對特殊性的犧牲為代價 純翻譯理論 西方翻譯理論 西方翻譯理論大多來源于西方文化之間的翻譯實踐 我國有些學者把西方譯論與具有普遍性適用性的純翻譯理論劃了等號 在傳統(tǒng)派看來 這是錯誤的 張柏然認為 從翻譯學的辯證法來看 純翻譯學是融合了各個國家的翻譯活動的一種純理論 建立中國翻譯學的必要性 當今社會是一個多元共生的年代 在國際國內學術界沒有誰可以一言九鼎 也沒有什么理論可以居于霸權地位 只有各種思想的交融 對話 互相參透 互相影響 因此 建議中國翻譯學 是共同營造一個多元 平等 對話的世界文化格局的需要 只有這樣 從東 西方翻譯理論中抽出真正具有普遍知道意義的世界翻譯理論 而最終完成對世界翻譯學的構建 譚載喜 著名翻譯理論研究學者 香港浸會大學駐校學者 博士生導師 北京語言大學和中山大學兼職教授 博導 其最主要貢獻是將美國翻譯理論研究學者奈達的理論譯介到中國 科學是不分國界 不分民族的 譚載喜 教育背景 1953年生于湖南 1975年畢業(yè)于湖南師大 1977年至1981年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留學 獲語言學碩士學位 歸國后執(zhí)教于湖南師大 后調入深圳大學 1996年至1998年赴香港城市大學任研究員 擔任碩士研究生導師 同時兼讀英國?？巳卮髮W應用語言學博士 1999年3月獲得學位 現(xiàn)任深圳大學外語系教授 主要著作 譚載喜出版著 譯作12部 論文40余篇 約300萬字 主要著作有 西方翻譯簡史 增訂版 翻譯學 奈達論翻譯 等 翻譯學 和 奈達論翻譯 奠定了譚載喜在外語理論界的地位 譚載喜的翻譯觀 譚載喜認為翻譯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 因為它需要綜合利用語言學 文藝學 社會學 符號學 心理學以及數(shù)控論 包括概率論 計算機等多種學科的知識 但他同時指出翻譯學并不是個大雜燴 他在一文中寫道 雖然它的研究涉及多門知識 但其研究中心始終是翻譯 即語際 語內和符際轉換及轉換中出現(xiàn)的一切問題 主張建立 翻譯學 他自1987年青島會議提出 必須建立翻譯學 的主張起 20年來不遺余力地為譯學學科建設做了許多基礎性的開拓工作 在建立什么樣的翻譯學的問題上 譚載喜的主張與 傳統(tǒng)派 有所不同 他的意見屬于翻譯學論戰(zhàn)中的支流意見 他主張建立 翻譯學 但不要強調 民族特色 主張建立 翻譯學 他認為 科學是不分國界 不分民族的 真正的翻譯學應具有廣泛的意義 研究和指導一切翻譯活動 所以 我們不宜提出諸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之類的口號 這類口號 可能令中國譯學研究 陷入狹隘民族注意的泥坑 2000年譚載喜出版了 翻譯學 一書 再次系統(tǒng)地論述了他的建立翻譯學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 他認為 翻譯學是研究翻譯的科學 翻譯學應當享有獨立學科地位 這一命題 就好比 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科學 語言學應當享有獨立學科地位 的命題一樣 是不應加以懷疑的 我們的奮斗目標 是使我們的翻譯理論盡可能科學地 客觀地反映翻譯的面目 因而能盡可能廣泛地得到運用 主張建立 翻譯學 又說 翻譯學的具體任務 就是著眼于普遍翻譯學 特殊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三方面的研究 建立起各種各樣的 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際意義的翻譯理論 使翻譯學真正成為一個有關翻譯的科學體系 這是 共性派 的一種觀點 普遍翻譯學 特殊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 譚載喜解釋說 普通翻譯學主要研究人類語言 文化及其翻譯的一般規(guī)律 研究翻譯的一般過程和翻譯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從宏觀上探討翻譯的性質 功能 標準以及譯者的一般職責和條件等問題 并從歷時和共時翻譯學的角度研究翻譯的歷史 其中不僅包括翻譯的國別史 地域史 而且更應該包括翻譯的世界史 然后 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涉及一般語言的普通譯學理論 普遍翻譯學 特殊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 特殊翻譯學不同于普通翻譯學 它的范圍較小 主要研究兩種具體語言的互譯問題 涉及這兩種語言和文化的對比 揭示出它們之間有規(guī)律的和無規(guī)律的 對應的和不對應的 彼此融和的和彼此沖突的東西 然后提出能指導兩種具體語言互譯的理論 可以說 這是一種比較翻譯學或對比翻譯學的理論 應用翻譯學主要研究如何把普通譯學和特殊翻譯學的理論運用于翻譯實踐 翻譯教學 翻譯批評 翻譯工具書的編纂和機器翻譯等 從微觀上對翻譯的目的 功能 標準 程序和方法等問題 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作出說明 以使普通譯學理論和特殊譯學理論在實際運用中得到檢驗 普遍翻譯學 特殊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之間的關系 翻譯學的這三個組成部分是不可截然分開的 研究普通翻譯學的人必須有特殊譯學知識和應用譯學 包括翻譯實踐經驗 知識作為基礎 研究特殊翻譯學的人必須有普通譯學的知識作為指導 而研究這兩者的人則同時都應注意對應用翻譯學的探討 從理論的實際運用中獲取反饋信息 不斷使理論得到發(fā)展和完善 另一方面 也不能把翻譯學研究的這三大內容和具體翻譯理論的建立割裂開來 普遍翻譯學 特殊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之間的關系 任何一套完整而系統(tǒng)的翻譯理論都應當是普通譯學 特殊譯學和應用譯學研究的結晶 因為在這樣的理論中 既應包含泛論翻譯的成分 適用于一切語言甚至一切符號系統(tǒng)之間的翻譯 又應包括專論具體語言互譯的成分 適用于具體的雙語翻譯 如英漢互譯 俄漢互譯 俄英互譯等 既應具有幫助人們認識翻譯實質的理論價值 又應具有指導具體翻譯操作的實用價值 翻譯學研究的對象 從廣義上理解 翻譯學研究的 不僅僅局限于翻譯活動本身 而應包括與翻譯活動有關的一切領域 譚載喜把翻譯學研究的對象進行歸納 濃縮為以下五條 1 翻譯的實質 2 翻譯的原則和標準 3 翻譯的方法和技巧 4 翻譯的操作過程和程序 5 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矛盾 如目的和手段的矛盾 內容和形式的矛盾 作者與譯文讀者的矛盾等等 他認為除此之外 還應該研究 對比語義學 對比句法學 對比修辭學 對比社會符號學 對比文化學 對比民族語言學 對比心理學等 總之 一切與翻譯有關的課題 都應納入翻譯學的研究范圍 使翻譯學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 但這并不等于說 我們提倡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在對細小問題的研究上 而只能從宏觀上對翻譯展開整體性研究 翻譯學的目的是從整體上對翻譯的主要矛盾加以理論說明 而無法對那些枝節(jié)的 特別是無規(guī)律的現(xiàn)象都一一加以詳細闡釋 當然 它必須指出 翻譯中除存在具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外 還有大量無規(guī)律的 非普遍性的東西 譚載喜從概念上澄清了一些研究者對 翻譯 及 翻譯學 的模糊觀念 揭示了翻譯學內部的客觀規(guī)律 對翻譯學的內容 任務和研究方法都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為翻譯學的進一步發(fā)展指出了方向 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 以建立世界翻譯學作為中國譯界的努力方向 張南峰 張南峰 英國UniversityofWarwick哲學博士 現(xiàn)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副教授 他本科及研究生階段在香港大學主修翻譯和英語語言學 又在英國華威大學獲得了翻譯研究哲學博士學位 長期的專業(yè)訓練 實踐練習和學術研究經歷讓他形成了寬廣的學術視野 敏銳的學術意識和獨特的學術思維 是 共性派 的典型代表人物 主要譯作 主要譯作有 王爾德喜劇選 好的 首相 西方翻譯理論精選 與陳德鴻合編 等 張南峰在 特性與共性 論中國翻譯學與翻譯學的關系 一文中反對吧中國翻譯學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反對建立中國翻譯學 他寫道 特色派 不少學者認為西方譯論不適合中國 因此呼吁在中國譯學傳統(tǒng)的基礎上建立 中國翻譯學 但是西方許多較新的譯論在中國還沒有人驗證過這種提法 既忽視世界翻譯學各個分支的共性 又忽視中國翻譯學各個分支的特性 是大漢民族的產物 特色派 說的翻譯理論體系 并非純理論體系 而大體上是應用理論體系 純翻譯學是應用翻譯學的基礎 中國既然只有后者 而沒有前者 就首先必須從西方引進作為研究中國國翻譯現(xiàn)象的框架 然后驗證改良這些方法譯論從而參與世界翻譯學的建設 按霍姆斯的觀點 純理論 其任務是制定解釋 預測翻譯現(xiàn)象的普遍原則 或者說是提供一個作描述研究的框架 更應該有很大的超語言文化適用性 張文說 如果我們承認宏觀翻譯學是翻譯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承認其超語言文化適用性 承認純翻譯學對應用語言學的指導作用 我們就不應該再把中國翻譯學視為一門 就算只是相對 獨立的學科 這就是說 他提出要以建立世界翻譯學作為中國國譯界的努力方向 并明確把西方譯論等同于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純翻譯理論 中外翻譯理論的共通性 謝天振 生平簡介 謝天振 1944年3月生 浙江蕭山人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 著名翻譯理論家 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 中國比較文學 季刊主編 中國翻譯 編委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暨翻譯研究會顧問 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理論組組長 中國翻譯協(xié)會翻譯理論與教學委員會委員 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翻譯委員會委員 復旦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 比較文學譯介學方向 北京大學 暨南大學 四川大學 四川外語學院等校兼職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顧問 謝天振教授是中國第一個從理論上論證翻譯文學的歸屬問題的學者 也是中國最早論述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學者 他提出的 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 的觀點現(xiàn)在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2001年起出版的 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 首次正式收入由他主編的 翻譯文學卷 即是一個標志 他對 翻譯文學史 和 文學翻譯史 所作的區(qū)分 也被學界承認 目前國內的翻譯文學史的編寫正是按照他所規(guī)范的方向在編撰和發(fā)展他的主要學術專著 譯介學 據(jù)南京大學有關部門統(tǒng)計 其學術論著的被引用率在國內翻譯界和比較文學界都名列前茅 2006年國家社科項目課題指南把譯介學研究列為外國文學專業(yè)的八大研究課題之一 國家 十一五 哲學 社會科學規(guī)劃 2006 2010 也把譯介學列為重點研究課題之一 著名翻譯理論家 國內第一個從理論上論證翻譯文學的歸屬問題的學者 也是國內最早論述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學者 他提出的 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 的觀點現(xiàn)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現(xiàn)任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 比較文學暨翻譯學專業(yè)碩士生 博士生導師 兼任 中國比較文學 季刊主編 中國翻譯 編委 中美合作出版的英文季刊 FrontierofLiteraryStudiesinChina 編委等 主要編 譯著作有 專著 譯介學 中國現(xiàn)代翻譯文學史 1898 1949 等 個人論文集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論文集 翻譯的理論建構與文化透視 等 以及長 中 短篇小說及散文譯作數(shù)種 翻譯并不只是簡單的兩種語言文字轉換的技術性工作 而是受社會 政治 文化多種因素制約的 復雜的文化交際行為要使中國文化更有效地走向世界 應當設立專項基金 鼓勵 資助國外的漢學家 翻譯家積極投身有關中國文化的譯介工作在國內建立中譯外常設基地 為國外漢學家 翻譯家與國內專家學者 作家搭建溝通的橋梁我們的翻譯工作者要確立現(xiàn)代化的譯學觀念 要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心 最好都能學一點翻譯學理論 如何向世界告知中華文化 這是我們在談論文化的繁榮與發(fā)展時所不能繞開的一道思考題 當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把中國推向世界最前沿的時候 世界投射過來的是更多好奇的目光 中華文化應當走出去 世界也在等待著中華文化的走近 面對著這樣一種已經形成的文化態(tài)勢 我們要做的是什么 這是一個看似大而空的問題 但是 也可以得出最具體的答案 那就是翻譯 由此可以衍生出許多的討論 而解析關于這些討論的思考和疑惑 正是記者采訪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 著名翻譯理論家謝天振教授的初衷 謝天振認為 目前國內對翻譯問題的看法還是存在著不少誤區(qū) 因此 近年來 他時時在有關的報紙 雜志上發(fā)表文章 希望可以發(fā)出一點聲音 糾正一些認識上的偏見 最近幾個月 謝天振一直忙于參加國內外各種學術會議 多年來與國內外學者的大量交流 使他對于翻譯在當下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 有著相當深入的理解 5月6日 謝天振在接受采訪時 詳盡分析了翻譯應當如何為文化的發(fā)展發(fā)揮積極作用